匡亚明(1906年3月17日—1996年12月16日),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
记得是1980年秋天,那时的我还是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,一天上午从宿舍去图书馆,只见学校大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,在围观门墙上张贴着的一张校长办公室发布的布告,布告非常简洁,只有几行字:匡亚明校长因病外出休养一段时间,现在基本康复,已经回校视事。全校任何教师、职工和学生,有任何同南京大学有关的问题,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匡校长反映。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,这张布告让我终生难忘。布告中“视事”两个字是公文用语,现在已很少用,不过想想倒也准确、简洁、传神。尤其难忘的是布告中的三个“任何”,做领导的恐怕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?南京大学的校长,谁要见都随时可见?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汇报?我见过的布告多了,这样措辞和风格的布告,我之前没有见过,以后也再没有见过。我想这布告一定是校长亲拟,秘书是不敢这样写的。匡校长的布告出来一年多以后,我第一次正式拜访了匡校长,那是1982年春末的一个下午,目的是向校长“告状”,请校长帮忙。20世纪80年代,用房是南京大学的头等难题,引发过多少矛盾和纠纷。那时南大只有鼓楼一个校区,且位于市中心,难以扩展,教学区北园加上生活区南园,总共才700多亩,无论教学、办公用房还是师生宿舍,都十分紧张。校部机关就设在几排简陋的平房里,拥挤不堪;图书馆门口,每天一早会聚集许多学生背着书包读英语,大门一开即蜂拥而入,抢一个座位占据下来,这半天就有了学习的地方;至于住房就更是拥挤,学生的集体宿舍,本科生8人一间、研究生6人一间。青年教师许多是三代同堂,住20平米的一间。每到饭点,筒子楼的走廊里烟雾缭绕混合着饭菜香,这些都是南大那时特有的风景。就是匡校长自己,当时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。他调来南大后,住在青岛路紧靠校园的一幢小洋楼里,那本是南大的校长寓所,小院里草木繁茂,幽静美丽。“文革”开始,他被“造反派”赶出小院,住进南园集体宿舍;“文革”结束,他恢复了校长职务,但拒绝搬家。他说:“只要我是校长,南大的住房问题不解决,我就按兵不动。”于是,一校之长就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又住了几年。我读研究生时住在13舍,对面14舍二楼最东头的几间房就是匡校长的家,透过窗户有时可以看到匡校长的身影。我常暗中发问:那楼里一层只有两间公厕,匡校长已是高龄,住那里方便吗?匡校长恢复职务以后,十分重视解决南大的住房困难,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:“给教师一间书房!”他也实实在在做了一件振动南大、传遍全国的事:学校在北京路2号新村造了两栋宿舍楼,每套三室一厅60多平米,是南大当时最好的家属宿舍。有一次,匡校长出差,房子还没有造好,就按照图纸被分掉了。匡校长回校以后,看了分配方案,发了脾气:“怎么大半分给干部、不给教师?教师要备课和做研究,需要一间书房,应当得到照顾。”但是这个分配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,怎么改?匡校长提议: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,并且把省委书记请来参加,重新讨论和制定分配原则。最后的结果是原来的方案硬是被推倒重来,那两栋宿舍楼大部分的房间都分给了教师。不久以后,《光明日报》全文刊载了匡校长在学校常委会上的发言。在“科学的春天”刚刚开始、大家正饱受住房紧缺之苦的时候,“给教师一间书房!”这个口号震撼、也温暖了多少南大、以至全国教师的心!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,对我来说,真正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还是近20年后的事,那时的我不但不可能有一间书房,而且几乎陷入没有立足之地的窘境。1981年年底,南京大学一、二两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毕业,其中100多人留校任教,我们当然十分高兴,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:学校宣布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三年内不分配住房。我们那批研究生绝大部分都已经成家,一部分家在外地的读研期间也把家属调到了南京。我也是如此,妻子和孩子调来住哪里呢?最初是“打游击”,也在教研室住过。到我们两届研究生毕业,宿舍空出不少,我们这些没有住房的就一人占了一间。虽然吃喝拉撒睡,全在这20平米里,但一家三口总算团聚,倒也自得其乐。可是好景不长,我们住了没几个月,就看到校产科贴出一张布告,大意是:新一届研究生即将入学,往届生毕业后占据的研究生宿舍必须尽快让出,供新生使用,违者予以纪律处理。我们要在南大无立足之地了,只有另找出路。那一阵,我们去到南京多所大学,还有党校和研究所,看看有没有愿意收留的。当时研究生还很少,物以稀为贵,想要的单位不少,但是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,有空房的学校就很少了,加上调人要一级级审批、办手续要时间,看来一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,我们人人心急如焚。就这么离开南大,也实在不甘心。走投无路之中,我们突然想到个办法:找匡校长去!匡校长在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,都说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,对学生和教师总是亲切和蔼。而且,他布告上说过谁都可以找他,也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,而我们只要一间住房!其实,此时匡校长已经不再担任南大校长,而是转任名誉校长,还担任着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,家也搬出了南大,住进省里分配的寓所。那时电话还不普及,我们也没有预约,那天下午几个人就直接去了高云岭匡府。秘书把我们领进客厅,匡校长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,见到自己的老校长,我们也顾不得寒暄,七嘴八舌满肚子的委屈倾诉而出。匡校长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,脸上的表情也严肃起来。他缓缓地说:“这事我是第一次听到,我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,南大一时不能做到,但也不能让教师流落街头吧?”我们告诉他,学校规定对我们三年不分房,他很生气:“三年不分房?谁说的?这三年住哪里?这不合理,也行不通!”听说我们想调走,匡校长更是生气:“为这事你们就要调离南大?我很不赞成,国家和南大招研究生,是下了大决心的,你们拿到学位刚留校,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,怎么能说走就走?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。”他想了一会儿,提出两点:“我会把这事向南大提出,我不是校长了,还是名誉校长,有这个责任。你们也应当写信向上级反映,这个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,应当引起注意。”他最后特别强调:“写信反映问题一定要署真实姓名,写匿名信不好,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嘛!”这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,心里有底了,高高兴兴离开了匡府。我不知道匡校长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,此后没人赶我们走了,三年不分房的事也没人再提了。不久,校方专门拿出南园的17舍,进行了简单改造,每层辟出几间共用厨房,分配给我们这些毕业留校的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。一定是匡校长为我们说了话,否则问题不会这么顺利、圆满地解决。我深深地感谢匡校长,因为他,我有幸进入南大读书,并在南大有了安身立命之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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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节选自杨正润《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 ——追忆匡亚明校长》,载《传记文学》2022年第11期,为传播而发,特此声明!